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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荣 盛丹阳|中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变动趋势研究——基于“三普”至“七普”数据
段成荣，男，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与流动。
盛丹阳，女，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边境人口。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大量人口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聚，作为典型边远地区，边境地区人口的负增长趋势已经开始显现。21世纪以来，我国黑龙江、吉林、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的人口过疏化、人口虚空化、人口衰退等现象已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我国边境人口发展既具有历史渊源，也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同时由于幅员辽阔各边境地区间人口发展还存在巨大差异。然而，既有研究仅关注到部分边境地区人口现状，对于从古至今边境地区人口发展脉络，人口负增长时代下边境人口发展呈现的新形式和新特征，以及各地区边境人口发展趋势状况等问题的探索还不够深入。在我国人口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厘清我国边疆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时分析人口负增长背景下边境人口变化规律，并适当展望边境人口发展前景将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此，本文结合相关史料，梳理了我国陆地边疆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利用1982年以来的5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人口负增长时代边境人口的总体发展趋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并分析了人口负增长可能为边境地区带来的长期影响，本研究的发现将为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边疆人口发展现状及其规律，制定相关治理方案提供参考。
二、我国陆地边境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 以移民实边为主线的边境人口发展历史
古代中国的边疆移民政策早至先秦，兴于西汉，绵延不断至清末。战国时期，楚国吴起大兴变法，首次将贵族迁移到边境土地开荒、加强国防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功效，被各国效仿。秦统一六国后，始皇迁徙内地逃避徭役的流浪者、赘婿、家人等到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以適遣戍，派50余万兵力逾五岭驻守桂林、南海、象郡（今广西、云南东南部和越南北部），30万兵力戎戍北方抵御匈奴，初步形成完善的边疆军戍体系。
清建立后，清政府对边疆安全极为重视，在新疆大力推行屯田实边，同时在西南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招民垦种。清中期，新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屯田体系，建立起八旗兵屯田的“旗屯”，绿营兵屯田的“军屯”，发遣罪犯屯田的“遣屯”，维吾尔族人的“回屯”以及招引内地移民的“民屯”或“户屯”。据统计，道光六年（1826），新疆北部仅农业人口就达到470万人。在西北、西南边疆人丁兴旺的同时，清廷为了独占东北经济利益、阻隔满汉人民联系，设立“柳墙”将东北边疆被作为龙兴之地封禁。这一禁令使东北边疆人口大减、土地荒芜、经济衰落。东北长期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俄人越界侵夺权益的事况不断。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才感受到东北边疆空虚和形势危急，紧急建立招垦局招徕移民、放垦边荒。
总体来看，历朝历代无论是基于军事，还是开发边疆的需要，都十分重视边境人口充实的重要性。随着人口整体增长，古代中国时期边疆人口已由秦朝的几十万发展到清朝的近一千万。但同时，陆地边疆的人丁兴旺与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相辅相成。每逢国家统一、“四方来朝”时期，边疆农耕和商贸风生水起，人口也快速增长、不断突破峰值；而当国势衰微、民生凋敝之时，边疆人口则重回“冰封”。
（二）近代以来的边境人口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边境地区的人口发展
（一）边境人口增量持续下降，人口总量首次出现整体性减少
1982年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妇女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渐次走低，人口内在增长率悄然由正转负。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边境县域人口与全国人口增长大体保持了一致的态势：1982年至1990年间，边境县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速均为1.47%，1990年至201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边境县人口年均增速出现下降，但保持在略低于全国平均的状态，边境县人口年均增量由22.2万下降至11.3万，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由1.81%波动下降至1.73％。
然而这种稳定态势并未能长久，2010年至2020年，我国陆地边境县人口增长趋势开始与全国脱轨，人口总规模由增转减，首次出现了整体性减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40个边境县的常住人口总量为2237.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59%。与2010年相比，边境县域人口减少了81.5万，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0.14个百分点。根据“七普”数据，我国陆地边境县人口最多的县仅有64.2万人，人口最少的边境县仅有0.8万人，81.5万的减少对于我国边境县域人口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
图1 1982~2020年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常住人口变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汇总资料整理计算得到。后文图表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此。
注：由于县级行政单位变动，我国边境县受到数量随年份推移有所增加，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资料，1982年、1990年我国陆地边境县为135个，2000年、2010年为136个，2020年为140个。根据民政部提供的县级行政区划调整说明，虽数量有调整，但边境县整体行政区划范围变化不大，不同年份间人口总量具有可比性。可克达拉市为兵团新建城市，为保障历年数据可比，暂不考虑。
（二）人口负增长县域猛增，由散布各地转变为连片分布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17个人口负增长的边境县呈点状，分散地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广西和新疆六个省区。2000年至2010年间，41个人口负增长边境县在东北和西南边境连点成线，形成了数个紧密相连的人口负增长区块。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边境县有12个，内蒙古中东部8个，吉林白山和延边6个，辽宁丹东出现3个、广西百色和崇左出现4个、云南普洱和临沧也出现4个。最早出现负增长边境县中，14个边境县持续负增长，多数边境县人口缩减量保持原有水平或略有回升，个别县域负增长幅度持续大幅增加，如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和龙井市在2010~2020年间人口负增长规模已分别提高到90年代时的5.5倍和4.7倍。
2010年至2020年，人口减少的边境县进一步向连片分布转变。吉林所有边境县均出现负增长，黑龙江、辽宁90%以上的边境县人口负增长，云南超过一半（16个）的边境县人口由较低的增长速度（1%以下）转变为负增长。这一阶段，负增长边境县彼此联系、连绵不断的特征凸显。这些人口减少的边境县涉及中朝、中俄、中蒙、中缅和中越边境，边境线总长度达到约11374公里，占我国边境线总长的49.8%。同时，东北三省、内蒙古的边境县人口负增长幅度进一步加深，吉林边境县总人口十年间减少幅度达到23.7%，内蒙古边境县减少了19.6%，黑龙江负增长幅度达到16.8%，三省边境县负增长幅度均超过所在省区的非边境地区平均水平。
与负增长县域不断漫延的趋势相对，我国人口增长边境县数量不断减少、分布范围日益收缩。根据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人口增长的边境县在所有边境县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西部地区的边境县长期维持增长趋势，西藏、云南、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边境县人口年均增长率仍长期维持在2%以上。然而，2010~2020年间，随着人口负增长边境县数量猛增，人口维持增长的边境县数量降至一半以下，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西藏南部边境县人口增速明显下降，云南更是仅剩下景洪市等县级单位形成单独的人口增长热点地区，周围其余边境县域全部出现人口负增长。边境县人口整体增长的局势被全面打破，人口连片负增长成为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的新特征。
四、边境地区人口变动的本质与深层原因
（一）边境人口负增长的本质是外生性负增长
从各边境县具体情况来看，边境县人口减少，小部分地区是因为妇女生育水平降低导致的人口自然增长减少，大多数地区是因为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流动导致的人口外流型减少。边境县是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区，个别少数民族的妇女生育率下降快于全国，自然变动引发这类民族集中居住的边境地区人口规模减小的情况确实存在。如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边境县J市，朝鲜族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就超过50%，在妇女较低的生育水平作用下，从2003年开始，该市人口出生数就少于死亡数，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然而，我国更多的边境地区则是因为人口外出流动而损失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重要的人口转变之一就是人口的迁移转变，流动人口规模由1982年的650万猛增到2020年的3.76亿人，我们国家也由不迁移、不流动的乡土中国迅速转变为迁徙中国。在这一人口大迁徙大流动的过程中，多数边境地区因为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等不同原因，在经济发展上相对逊色，留不住自有人口，更难以吸引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口，从而形成人口流失、减少的局面。
21世纪以来，人口外流型负增长县域已逐步在所有边境县中占据主导地位。2000~2010年，我国41个人口负增长边境县域中，36个边境县为人口净流出型负增长，5个边境县呈现人口自然变动型负增长；2010~2020年，我国78个人口负增长边境县中，多达76个边境县为人口净流出型负增长，只有2个边境县的人口负增长可能是受到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201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县域中，多数边境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是正值，人口净流出已成为导致其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早期已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县域也开始面临人口外流的挑战。仍以延边州的边境县J市为例，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大量外流，2020年，J市的户籍人口中，只有73%留在当地，边境乡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更是不足40%。人口大量净流出对人口负增长的贡献已经远超过人口自然变动，成为导致边境县域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边境人口负增长的深层原因与区域发展密切相关
为了检验这种关系，本文利用Shift-Share（偏额份额）方法将边境县区人口变化与全国人口变动之差分解为3个部分，即边境县区与边境地市之差rx-rd，边境地市与边界省份之差rd-rs，边境省份与全国之差rs-r，通过人口变化率公式的转化△P=P0rx=P0r+P0(rs-r)+P0(rd-rs)+P0(rx-rd)。实现对边境县域人口增量的分解。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2010年至2020年，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四省，边境省区与全国的偏差和地级市与省的偏差为解释边境县的人口增量下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边境县与其所在地市人口发展的相对弱势反而不再明显。内蒙古边境县人口增量下降的背后，自治区与全国的偏差、边境县与地级市的偏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2000~2020年间，广西、新疆和西藏边境县域的人口总体增量尚未出现下降，但边境地级市与所在省份，以及边境县域与所在地级市的人口增长差异也已经开始对边境县域人口增量起到削弱作用。由此可见，边境人口减少与所在区域人口整体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
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发展情况是区域发展的重要体现，边境人口负增长与区域人口变动高度相关，边境人口负增长的深层原因自然也离不开区域发展。我国边境幅员辽阔，各省区人口负增长原因相对多元，但结合已有文献和实地调研，造成当前各边境地区人口流失和负增长的深层区域性原因包括经济和自然两个共同方面：一是边境省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边境地区长期作为国防重地以及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其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未被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边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未能及时推进，由于资源的相对枯竭和人才外流，后继发展动力不足，边疆与内地、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迅速扩大。1993年到2020年，我国边疆九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20%波动下降至14%左右，边疆省区的经济建设上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后继发展动力不足，面临极大的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边境地区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吸引力的不断下降，导致了人口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与其他欠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边境地区自然条件不佳。我国东北和北部边境省区多处于高寒地带，西北边境省区拥有大面积的山区和戈壁，西南部边境省区则居于高原、丘陵和群山之间，严酷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导致边境地区人和物的流动和运输十分不便，基础设施薄弱，当地宜居水平偏低。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下，人们自发地向环境更好、交通更便利的区域流动，造成了边疆地区人口的连年减少。
五、边境人口变动所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分析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边境地区的人口负增长直接影响人口结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并作为关键要素作用于区域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层面，对区域安全造成中长期影响。人口负增长对我国边境地区各方面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应结合边境社会的不同方面，具体分析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多重影响。
（一）对边境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边境人口负增长将削弱地区人口再生产潜力。育龄妇女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是反映一个地区生育潜力进而反映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潜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中育龄妇女人口的比例为22.9%，边境县人口中育龄妇女人口比例为22.4%，人口负增长边境县的育龄妇女占比则均仅有17~18%。边境育龄妇女人口减少不仅是由9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生育队列人口减少所致，更多地源自于边境育龄妇女的大量外流。边境县域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不仅导致了现有人口的损失，而且导致在这些边境县留下来的人口中，能够参与结婚、生育者比例明显地偏低，人口的世代更替失去了应有的基础。“留不住人”和“生不出人”这两件看似独立的事情，在很多边境县已经成为紧密扭缠在一起的整体，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强化。“自发地”“依靠看不见的手”，已经形成难以解开的人口困局。
长远地看，边境人口负增长绝不是短期的问题，已经是长期潜在力量积累后，初步爆发的结果，未来的人口负增长可能会更加严峻。要及时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及时遏制风险，才能避免人口减少过快对地区、国家安全产生不可控的影响。
（二）对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人口负增长对边境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口减少有利于边境地区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我国边境地区长期作为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大量的市场需求与较粗犷的开发方式，为边境地区生态环境带来不小的破坏，例如西北边疆的草场退化沙漠化，西南边疆的山体裸露、泥石流塌方等人为灾害早年间频繁发生。 人口的减少有利于缓解人类与环境的冲突矛盾，避免生态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改善环境系统的调节和净化能力。然而，人口负增长对于区域环境也具有一定消极作用。人口负增长带来边境城市、乡镇的收缩，基础设施使用不足、土地与住房闲置，造成资源的浪费，引致区域人工物理环境衰落。另外，我国一些边境地区的开发程度还较低，仍有一些蕴藏着一些宝贵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适当利用，人口减少可能会削弱对当地人口对资源保护的监督作用，若相关资源信息被不法分子掌握，盗采盗挖等犯罪行为将会对区域环境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三）对经济和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边境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将逐渐消失，人口负担将不断加重。人口年龄结构的扭曲将带来地区劳动力供应不足，生产能力下降，市场萎缩，投资下降等问题，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或减少，会加重地方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困难，进而对财政拨款产生高度依赖，增加中央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人口负增长也可能为边境地区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人口负增长会促使边境地区更加重视留住现有人口，积极寻找其他的资本供应。例如在人口空心化问题较为严重的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当地政府已建立动态的边民补助机制，加快人防、物防和技防结合的边境防控体系。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出加强边境人口集聚，加大科技人才引进力度，支持增设跨境电商服务等举措。可见，人口负增长可以成为区域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科学技术进步升级的诱因。
（四）对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影响
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生育水平下降和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影响下，我国多数边境县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部分边境县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甚至重度老龄化阶段。然而目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崇尚年轻、效率的文化仍占主导地位，老年人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考虑。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我国多数边境地区自然条件较差，边境老人身体情况普遍不佳，短期内如何尽快营造良好的敬老尊老生活氛围，构建适老化社会服务支撑体系，适当组织当地人力资本较高的老人再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将成为边境地区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挑战。
与此同时，人口负增长还带来了治理人才的短缺和治理主体的弱化。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长期外出，老年人在一些边境乡镇乃至县区已成为人口的主体，也被迫成为基层自治管理的主体。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边境乡镇、村屯常住人口已全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村级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两委班子成员老龄化现象普遍，现任村主任、书记超过60岁的情形较为常见；此外，不少边疆老年人体弱多病，对农村的公共事务缺乏兴趣，导致边境乡村治理的停滞状态，对基层治理，乃至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未来，在边疆人口，尤其边疆精英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调配人才，推进边疆治理的变革，顺利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将是极大的挑战。
（五）对边境安全的长期影响
人口的稳定是边境地区安全的基础，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边境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人口负增长将直接影响边境人口数量的稳定，进而影响人口质量，导致以人为依附的安全社会环境无法形成。另外，边境人口是我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强边固防机制中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缩减一定程度将削弱人民群众对边防工作的支持力量，同时也令其他维护边境安全的力量失去群众基础，边境安全的潜在风险将难以及时发现和排除。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边境人口缩减除了影响边境地区传统安全以外，对非传统安全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人口安全本身就属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人口安全问题是经过长期潜在的积累形成，后由短期变动或其他因素触发而爆发的，人口问题一旦显性化，就已经错过最佳的解决时机，难以扭转。在总体国家安全的结构体系中，边境人口安全更是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紧密联系，相互联动，进而影响到边境国防和政治安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六、对策与建议
21世纪以来，边境人口问题愈加受到重视，新人口形势对各边境地区发展造成的影响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为了维护边境地区人口稳定，各边境地级市、边境县印发的兴边富民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最新相关政策都已将边民扶持、增进就业、民生安边、人才引进纳入治边稳边主要任务。此外，在二孩政策发布后，各边境地区也大力推进了生育政策的放宽和生育补贴的增加，广西更是最先提出了户籍与居住地均在边境县（市、区）人口可生四胎的政策。既有研究对于边境人口减少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基本无出其右。然而，在当前我国边境人口整体性负增长发展的新形势下，边境人口负增长问题已不再是地方性、局部性问题，边境人口减少关系到边境人口、环境、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的长期发展，对边境地区乃至国家安全有长期影响，边境人口治理之策亟需从国家战略的高位重新考量。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构建新时代的边疆治理战略。要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边疆治理战略，保障“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目标的实现。要深刻把握边疆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将人口发展纳入边疆治理、国家战略的考量中，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兴边富民行动、乡村振兴等重要战略，有力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向边境地区流动和聚集，将边境治理作为一个国家级系统工程向前推进落实。
二是重新审视边境人口安全问题。过去数十年，全国及各地区面临的都是人口太多、人口增长太快的问题。但现如今，在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尤其是边境地区人口减少已先于全国出现的关键时刻，需要自上而下，全面更新我们的边境人口安全意识，把边境人口问题作为国防安全、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来研判对待。
四是迅速启动专项研究，探索边境人口发展战略。主动适应边境地区人口减少的新形势，有计划有目的地在边境地区放开生育限制，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加快养老产业发展。深入探讨人口变动为边境地区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探求最大程度保证边境安全、符合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利益的人口战略。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END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6期
初审：李有江
复审：和智利
终审：黄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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